进入新发展阶段,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
发展是安全的基础,安全是发展的前提。开放和安全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条件。对此,无论是从世界经济角度看,还是从单个国家开放发展角度看,都是如此。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,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,实现了科技和文明的快速进步,增进了各国人民交往并提高了民生福祉,推动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这一发展成果正是在相对安全以及和平条件下取得的。
经过40多年开放发展,对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其中重要一极的中国来说,外部环境的恶化无疑为中国开放发展带来严峻挑战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
当然,中国开放发展纵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,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,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,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不再是一个简单的“因变量”,同时也是重要的“自变量”。因此,新发展阶段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,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,也是据此为世界各国作出榜样的需要。即在经济全球遭遇逆流之际,我们并没有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,而是选择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,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为世界各国作出表率。当然,更为重要的是,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机会,实现共同发展,通过发展的方式不断解决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,以此推动构筑良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。从这一角度看,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其实更具有世界意义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新形势下扩大开放不仅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,同时也是对内外贸、投融资、财政税务、金融创新、出入境等方面规制能力的考验。比如,知识产权保护赋能、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、准入后内外资一致管理的原
统筹好发展和安全,成为新阶段中国扩大开放的内在要求。这就需要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,在开放格局、开放方式等方面要作出调整和战略转型,要向着更高层次、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,要打造出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。化解可能来自的外部风险,一方面,需要我们立足国际关系和全球疫情防控,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、加快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、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,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。特别是注重实施创新驱动战略,防范“卡脖子”技术风险。产业链循环不畅乃至出现梗阻,畅通国内大循环也就无从谈起。因此,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,加快构建开放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,对于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,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。另一方面,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,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,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。化解扩大开放可能引发的内部风险,需要我们加强国内监管,聚焦国内经济活动的管制、规则和法制等安全问题,健全要素配置市场化体制机制,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,建设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,加强支持保障机制建设,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,增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,对境内外资形成常态化管控,完善境内开放的风险管控安全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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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刊载于《学习时报》2020年10月21日第3版
本期编辑:王 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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